铲雪这碟小菜

作者：笑言

渥太华。狂风。暴雪。奇寒。

本来今冬暖和，迟迟没有下场像样的雪，就连习以为常的白色圣诞节都没有等到。我不是冰雪迷，不下雪刚好，偷懒少铲几次雪岂不美哉？谁知心下窃喜尚存，新年一过大雪就来了，而且来得声势浩大，铺天盖地。

城市的气候越来越极端，冷便刺骨、热便酷灼、雨便倾盆、风便掀屋，仿佛所有的天象都变得棱角分明。不过全球气候都在变坏，既然住惯了这里，那就随遇而安吧。

二十多年前初到加拿大的第一个圣诞前夜，天上缓缓飘着鹅毛大雪，雪花融在脸上痒酥酥的，让我满心欢喜。先跟孩子堆雪人，然后搭圣诞树和包礼物。第二天礼盒节的凌晨早早起床，不顾严寒，穿过雪地、穿过黎明前的黑暗，去“未来商店”排长长的队，抢购一年中价格最低的家用电器。对我而言，这个严肃的宗教节日，从来都是在欢乐的商业气氛中度过的。

这个世界变化快，“未来商店”给自己的未来开了个玩笑，没几年便经营不善，关张大吉了。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从前几代人才能经历的科技更新换代，什么都在日新月异，唯有漫天的飞雪始终是加拿大的标配。

俱往矣，不去讲购物的往事了，那些年抢购来的电器，都是昙花一现，如今连个残渣都不剩。倒是多年前买的那一台笨重的二手铲雪机，年年派得上用场。

推铲雪机很费劲，并不比手工铲雪轻松多少。它用旋转的叶片卷起地上的雪，从一个粗管子中扬飞出去，扬到车道两旁的雪堆上，所以叫它为扬雪机可能更贴切些，而英文直译则是吹雪机。雪堆垒到一定高度，手扬就比不过机器了。问题在于有时雪干，有时雪湿，并不是所有的雪机器都能扬，很多时候还得靠人力。

最糟糕的是，铲雪机的发动机很难点火。在零下二十度以下的气温中，别说用拉绳启动，就是电启动也千难万难。吭吭吭、噗噗噗、突突突，一阵震耳欲聋的乱响之后，它仍然还使着老爷车的性子。有这功夫，手铲也清完半个车道了。后来总算找到窍门，启动不那么费劲了。但是，遇到市政铲雪车封门的雪坝，铲雪机又不灵了，因为雪坝中有很多冻结的硬雪块。铲雪机虽然有很多档位可供选择，但遇到湿厚的雪只能用最慢的一档。用力向前推，前面的铲厢会高高翘起。这时候牛顿的万有引力也失灵了，无比沉重的铲雪机居然要越过雪块，冲上雪坡。又忽然间，机器还在转，扬雪口却不出雪了。一检查，原来卷轴的固定螺栓别不过雪块被扭断了。

曾希望铲雪机彻底坏掉，那样就可以直接雇用铲雪公司，省去自己动手。入冬前整条街约有一多半住户都插有铲雪公司的标志杆。其实从标志杆的多少，大致能看出社区住户的年龄段。最初搬到这条街上时，满街跑着三、四岁的小孩子，喧闹声整日不断，一家家都是年轻的父母，朝气蓬勃。那时可没几家用铲雪公司，只有很少几户插着铲雪标志杆，比如路口平房里住着的老人家以及转角处住着的非洲某国女外交官。

我这个铲雪机很是古灵精怪。自从我心中萌生出让它坏掉的想法，它就表现得格外出色。螺栓不再断了，也不冒黑烟了，启动也基本上一次成功，雪坝没它还真不好对付。其实我不用铲雪公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冬天不能去户外，有些零打碎敲的爱好，还需要在车库里鼓捣，所以车总是停在外面的车道上，这样显然会妨碍铲雪公司拖拉机的正常工作。

忙碌一天后，终于可以“下班”了。疫情后的居家办公模糊了上下班的界限，关闭单位电脑、起身活动一下，便算作下班仪式。

透过窗外，看着静静飘落的雪，我惬意地歪在沙发上，划手机、看视频、煮咖啡，享受片刻的闲适。可我心里清楚，雪停后，“小资”形象会立刻转变，挥锹铲雪的“蓝领”才是冬日的常态。

其实铲雪真的不算什么事，对于我这种懒得去健身房的人，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雪大的时候，不妨多出去几次，每次少铲点，都不用开机器。如果等雪完全停下来再去铲，遇到雪量大肯定要费老劲了。

不居住在这里，也许很难想象渥太华铲雪的完整场景。那可真是一场对体力、耐心乃至脾气的考验。

市政会根据天气预报提前发出通告，规定某个时间段街上不准停车。据说每年仅此项罚款就能让市政府的财政松一口气。

下雪就是这样，不知不觉间，城市便被白色覆盖了。市政的铲雪车还来不及光顾社区的小路，铲雪公司的小拖拉机也还没有出动，地面上悄悄积起了厚厚的雪。这时候居民出车最困难，稍不留神就会陷在雪辙里，车轮飞快地呜呜打着旋，不论什么名牌车，排气管一律喷出浓浓的黑烟，油门即使踩到底也还是开不出去。低矮的轿车成为大多数受害者，难怪加拿大人买车首选SUV。

轰隆隆的机器声渐渐响起，恍若千军万马呼啸而来，震得房屋轻轻颤抖。透过窗外，只见铲雪公司的五花八门小拖拉机纷纷出动，闪着灯，在街道间来回穿梭。驾驶员辨认出自家的标志杆，开始进进出出，仿佛街上一下子钻出来无数无厘头的土拨鼠，吵吵闹闹。推土机式的铲雪车动静最大，驾驶员把车开近车库门口，咣当一声放下铁铲，倒车将雪刮出车道，再铲起来倒在相邻两家之间的空地上。而扬雪式的拖拉机更为灵巧，跟我的小铲雪机原理相同，只是个头和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好吧，我穿戴整齐，套上防滑鞋套，也去铲雪。花上个把钟头，出一身臭汗，把车道清理得干干净净，回家暂且休息。

为什么说是暂且？因为市政的铲雪车还没来，重头戏还在后面。我们的街区比较隐秘，所以市政的铲雪车总是来得很晚，有时甚至要过了午夜。

我不耐烦地等待着。昏昏沉沉间，又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终于响起，巨大的市政铲雪车沿着街道来回各走一趟。铲雪车有两个大铲子，前面一个大的，把马路上的雪斜斜推到路边，而右侧那个小一点的铲子，天衣无缝地再把这些雪顺着各家门前的车道出口，准确无误地推成一道高高的雪坝，妥妥地封上门。安省人民不知抗议和咒骂过多少次，但多少年了，车声依旧，雪坝巍然。

铲雪坝比第一次铲雪更辛苦。很多冰雪凝结成的块垒被铲雪车沿着路边的雪堆切下来，推到了雪坝中。如果不及时铲走，太阳一照，表层融化后再冻起来就成了冰雪坝，还得动用镐头刨碎才铲得动。

再出一身臭汗，总算把雪坝清理干净。这恐怕还不算消停，因为市政的雪车也许第二天还会再来一次，给各家门口再筑一道坚硬的雪坝。加拿大本土最著名的汽配、工具和日用品大型连锁店，叫Canadian Tire，直译就是加拿大的轮胎店。有人利用英文单词的双义性，巧妙地修改成Canadian Tired，并配上一张铲雪后累倒在雪堆上的照片，意思是加拿大人累瘫了。

沿街望去，我总觉得我家的雪比别人家的多。先前以为是心理作用，后来才明白这不是错觉。房子大门的朝向和前院的宽窄，直接决定了铲雪工作量的大小。可惜这个秘密是我住进这所房子以后才发现的。从一个生活环境移居到另一个，确实有很多要向本地人学习的东西，生活就是课堂，经验就是财富。再买房子，我一定会挑选雪坝小的户型。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雪，战天斗地告一段落。吐槽完毕再细细思量，铲雪虽然辛苦，却也赋予了漫长冬季些许乐趣。每一场雪后，伴随着挥汗如雨，清理车道的同时，也清空了内心的杂念。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才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天里体会到生活的温度。

那年、那月、那雨、那风 ——重读《少年的磨难》

我的书房里有很多的藏书、杂志、信件。如同一个个宝匣，密封着我昔日生活的芳华。
最近我整理书架，发现了恩师丁耶先生1992年送给我的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少年的磨难》，书中还夹着先生写给我的信。蓦然，尘封的记忆潮水般涌来。屈指一算，这本书出版已经31年了，世事沧桑，先生仙逝已经20多年了，可我和先生的情谊，却如陈酿的美酒，历久弥新。

 睹物思人。我的思绪又回到了49年前与先生相识的岁月，如寒冬里的暖阳，悠悠岁月里的笛音，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相识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我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丁耶先生是吉林省文联下放的大作家，本来两股道上跑的车，谁会想到生活的浪花把我们冲到同一块礁石上，我们的相识颇有些传奇色彩。
下乡前的我，因精神生活贫乏，不知天高地厚偷偷地迷恋上写作。临行前，有一位叔叔告诉我：你下乡的县里，有一位诗人丁耶，有机会可寻找一下。就这样，我知道了诗人丁耶的名字。
下乡后沉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我筋骨酸痛，早已把寻找诗人丁耶的事拋到九霄云外了，况且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农民永远没有星期天，只有在下雨天，我们不出工，我才能写点东西，然后跑到公社邮局寄到梨树县文化馆文艺创编室。但是我不敢奢望文化馆的老师给我回信，我只是想给自己的枯燥生活增添一点色彩。

没有想到几天以后，我真收到了回信，大喜过望。信是毛笔写的，落款是黄滁。那一刻，我有找到“组织”的兴奋，仿佛身在黑暗的隧道里，前方亮起了一束光。

从此我写得更勤了，当然黄老师回信也更勤了。终于有一天，我搭了一辆拉石头的马车去县城，见到了黄老师，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很健谈。我把“作业”交给他。他谈起对我习作的印象。话语中透露出睿智与慈祥。忽然黄老师话锋一转，他批评我文风不正，说套话、假话。当时我很惊讶，许久没有听到这振聋发聩的话语了。那天黄老师谈得很尽兴，也许他在一个幼稚、单纯的青年人面前，无拘无束地谈创作也是一种幸福吧？

看到黄老师谈笑风生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那位叔叔告诉我“寻找丁耶诗人”的话语，就问他：黄老师，您认识丁耶诗人吗？他突然间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受冲击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感觉气氛不对头，就赶紧告辞了。他一直把我送到楼下，叮嘱我：“不能懒惰，不带习作就不要看我来。”

阳光下，他卷着裤脚，俨然一个乡下老农打扮，一脸的皱纹和沧桑。那年，他52岁。
第二年的夏季，我参加了县里的文化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黄老师来到我们组，他像小孩子一样高兴，笑话不断。我忍不住地问身旁的郭老师：你认识丁耶老师吗？郭老师哈哈大笑，指着黄老师大喊一声：就是他！

那天，黄老师站在地中间，像站在舞台一样，朗诵起他四十年代的成名作《外祖父的天下》，眼睛发光，挥舞着拳头，我们为他鼓掌。他又“隆重”把我推出来：我和你们讲过，有一个女孩子文笔清新，特别讲究辞藻的华丽，每次来信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散文，就是她！接着黄老师又说：假如一个年轻人病怏怏的，你给他一个劲地穿新衣服，有用吗？他还不是个病人吗？反过来，一个健壮的小伙子，衣服穿得旧点又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先生在委婉地告诫我，初学写作，一定要甩掉学生腔，带着泥土的芳香，笔下的人物才会鲜活起来。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让我开窍。另外，这次开会，我了解到了黄老师的前世与今生。

1935年，13岁的他就离开辽宁岫岩老家流亡。事情起因于他路见不平，打了欺辱中国女孩的日本孩子武夫太郎。他先逃到北平读中学，“七七”事变后，又流亡到湖南、广西，最后落脚到四川。1940年，开始在重庆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家》，丁耶是他18岁发表作品时的笔名。期间他曾得到著名作家碧野、杨晦、冯雪峰等人的扶持。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因思想进步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后在南京地下党的保护下，奔赴华北解放区寻找诗人艾青。新中国成立的时候，27岁的他已经是7本诗集在身的大诗人了，1955年就是中国作协会员，1956年调入吉林省文联筹建中国作协吉林分会，1957年反“右”运动，先生就跌入了万丈深渊，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听说他是作协（作鞋）的，乡下干部脑袋一热，就说那你会修鞋吧，就让他给贫下中农修鞋，他还真当了修鞋匠。

天哪，原来不厌其烦地教诲我的黄老师，就是我苦苦寻求的丁耶先生啊！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可惜先生此时不在灯火阑珊处，却是在寒夜里寂寞地发着光，他的光照耀着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

可惜好景不长，六个月以后，先生被调到县化肥厂去了。因为他在文化工作会议上表现得“忘形”，放“毒”腐蚀知识青年。有人反映必须把他调离文化馆。

后来，我到县化肥厂看过他，他正在食堂卖饭票。他对我说他从1957年就开始写长篇叙事诗《鸭绿江上的木帮》，由于文革抄家，手稿都没了。他现在又开始写了，可他的妻子精神不好，犯病的时候就撕他写的东西，好的时候又给他粘好。妻子是因他被打成右派气疯的。我听说先生的家是很糟心的，大儿子在工厂里，被机器“吞”去了一只手，二儿子在学校里读书当班长，因父亲的问题，被“罢官”批判，得了癫痫病。家里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儿，天真无邪。那天，先生在食堂请我吃了一顿饭，高粱米饭，外加一盘炒豆芽。

再后来见到先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到县里考试，和先生见了一面，他得知我参加高考非常高兴。1979年我在大学校园里收到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终于结束了20年的劳动改造，回到省作协任专业作家了。

先生告别了苦难，迎来了创作的春天。平反后，57岁的他跑到诗人艾青的家里，两位阔别35年的老友再度相逢畅谈。他对艾青说，电是在水位最大落差中产生的，而诗也是在生活最大落差中产生。这话艾青也认同，他最好的诗是在上海龙华监狱和文革前后的“牛棚”中产生的。先生说自己是江湖人，他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是走出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先生20年的积蓄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0年间他写了100万字散文、随笔，广东的《花城》《随笔》和四川的《龙门阵》是他的阵地，海外也时常转载他的文章。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随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他被中国作协列入“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名册，他很多的作品被选入《四十年代诗选》及《新文学大系》和《抗日诗选》等选集中。

这时候先生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少年的磨难》，记录了他在日伪统治时期，因路见不平，打了日本孩子被迫离家出走，流亡生活让他由一个单纯的少年成长为青年作家，最后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传奇经历。

今天，我又重读先生的小说，倍感亲切。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的小说对今天的青少年的成长，不失为一本好书。文字是不朽的，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淹没光芒。先生的文学成就和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我感觉和他少年时期的磨难是分不开的。少年的磨难，不啻为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先生正是少年时期喝下了磨难这杯酒，才能壮胆走天涯，没有趟不过去的大江大河。即使在人生的低谷时代，也没有泯灭希望的火焰，他的心里仍然吟唱着春天的诗篇。

那年、那月、那风、那雨，洗刷了岁月这本大书，虽然让它满目疮痍，但是荆棘中倔强地绽出新绿。让我领悟到了在寒冷的冬天，我们拥抱雪花的时候，似乎已经咀嚼出早春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