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的困惑
作者：青晴
人生，与大自然一样，也有四季。
有春的生发，有夏的蓬勃，有秋的收获，也有冬的严寒。
自然的四季可以轮回，可以更迭；而人生的四季，却短暂而不可重复。
我们来不及慢慢品味那春日的花香，来不及尽情沐浴夏日的阳光，更来不及细细咀嚼秋日的果实，冬便悄悄地来了。
冬天的脚步很轻很轻，却带来了刺骨的寒冷与漫长的黑暗。
我们一生的四季充满了纠结和无奈。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出生时间、地点和方式，我们也无力掌握每个季节的长短，那么，我们是否能够选择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呢？特别是以什么方式告别我们的相识、朋友和亲人呢？
或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选择，或者说他们放弃了选择。而另外一些人却选择了选择——那就是安乐死。
在中国，我接受的是中西医结合教育。作为一名医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信念，以及救死扶伤的使命，早已铭刻于心。
二十多年前，我来到加拿大。经过多年的学习与实践，成为一名执业护师（family nurse practitioner），在诊所（primary care clinic ）为病人提供诊治服务。也正是在这一套以“病人和家庭为核心”的医疗体系中，我经历了与以往不同的从医体验。
在中国，并不存在“家庭医生”这一职业。中国的医疗体系以专科科室和急诊为核心，医生基本上是面对疾病本身——诊断、治疗、抢救，完成一次次阶段性的任务。
而在加拿大，情况很不相同。家庭医生是医疗体系的第一道入口。从刚出生的婴儿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都由家庭医生长期跟踪和守护。
家庭医生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例例疾病、一个个病人，更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社区。
其中最令人纠结的，是病人对死亡的选择。
在肾科工作期间，一位七十多岁的病人在完成一次正常的血液透析后，平静地告诉我，这是他最后一次透析了，他决定不再以透析的方式维持生命。
那一刻，我几乎被这句话定住了。视线突然变得模糊，情绪在一瞬间涌了上来，几乎是出于本能，我对他说：“I am so sorry to hear that. I wish you would change your mind and come back for dialysis.（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难过，我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回来接受透析。）”
他接受了我的拥抱后，和蔼地说，很高兴认识我，感谢我的照顾，但他不会再回来透析了。
事后，上级医生找我谈话。他们认为，我当时流露的情绪和言语，可能会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额外的心理压力。
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必须接受并尊重病人的选择。
我向领导解释了自己的感受：我为这位病人感到惋惜。他的整体状况并不差，年纪尚可，生活可以自理，依然独立。在我看来，他并不是“走到尽头”的那类病人。
在理性上，领导的批评我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情感上，这份困惑却长久未能消散。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回避与安乐死（MAiD）相关的学习和临床工作。我很清楚，这并不是因为我无法理解制度，而是因为我尚未准备好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与不安。
这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虽然我现在可以处理一点与安乐死有关的工作，但是我内心仍然无法完全接受。
我无法安然地和病人以及病人家属讨论安乐死的话题，逐条审阅安乐死文件，以便让病人清楚了解整个过程。
我想，这种操作方式也许不是完美无缺的。病人在极度痛苦中，可能会失去理性分析的能力，而作出这种选择。我常常自问，如果病痛（至少剧痛）被控制之后，病人是否仍会作出同样的决定？
这是我的一点点质疑，也是我不愿参与安乐死工作的原因。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像早已安排好的那样蹊跷：一个星期前，我先生的表弟发短信告诉我们，得知癌细胞已经扩散后，他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实施安乐死。
在短信里，他说他爱我们，希望以某种方式参与我们未来的生活……
我还没有把短信读完，泪水便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我想给他发最后一条短信，我有太多话想说。但我先生阻止了我，担心我的话会给表弟以及他的妻子带来额外的负担。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在焦虑与等待中，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寂寥的夜晚。
一周后，表弟的家人给我们打来电话。像往常一样，他们关心地问我：“How are you doing? （你们好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眼泪却先掉了下来。我说，“I hope it is not true. I am so sad about his decision .（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对他的决定我十分难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随后他们温和地安慰我：“Oh no, you should be happy for him. He has no more suffering.在 （哎呀，你应该为他感到欣慰，他已经安息了，不再受苦了）”
接着，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理他的遗物，如何安排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一切看起来平静、理性、有序。而我，却在这一刻，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我开始反复问自己：当病人在清醒的状态下，能够理性地选择结束治疗时，我的悲伤是否“多余”？当一个文化把“不再受苦”定义为善终，我为何却感到不舍？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为这样离去的生命而心痛，那我是否作为医者而有些许失责？
也许，我真正困惑的，并不是病人的选择，而是在尊重病人的选择与对生命惋惜的感觉之间，我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医者之心。
加拿大的冬正向我们走来。
冬天，的确不只有美丽的雪花，还有刺骨的寒风。
我曾经也幻想过，如果我掌管人生四季的安排，我一定会让秋天更长一些，让冬天来得更晚一些，这样人生或许会接近完美。
我现在明白，完美的人生并不存在，因为我们总要度过那个不完美的冬季。
冬天之所以是冬天，正因为它寒冷、寥寂、不可逆。
而我们所能做的，或许不是把冬天变得完美，而是在不可避免的冬日里，允许自己停下来，为亲人朋友多留一些时间。而对于我们尚未进入冬季的人，允许悲伤存在，而不只是把那些无法被制度、理性或文化安放的情感，深深地埋在心田深处。
春去夏来，夏过秋至。冬，总有一天要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