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山那年

作者：江风

那时的深夜，大山格外安静。

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映着书页，也映着我发胀的眼睛。窗外传来犬吠声，在山谷回荡，很快归于寂静。我揉了揉眼睛，放下手里的人文课本，又拿起数学资料。数学里有不少公式要背，对我来说，语文和史地似乎容易些。

时隔十年，全国高考得以恢复，再次面向全社会招生。为了这个机会，我曾充满期待。那时那刻，我夜以继日地复习，却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一场足以改变一生轨迹的考试做准备。我只隐约觉得中断十年的高考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就会像父辈一样，继续沿着大山崎岖小路走完一生。“文化革命”十年间，我从小学到中学，在学校里基本上没学到什么。而如今，我要把中学阶段的语文和数学，还有从未接触过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反复数遍学习，准备参加考试。
 
后来明白，我的大学入学考试，恰好发生在一个时代转身的历史节点。1977和1978年恢复全国高考，二十来岁到三十几岁间数百万青年从农村、工厂，乃至各行各业走进考场。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这股历史洪流裹挟下，迈开了改变个人命运的脚步。就是这股巨流，也把我从湘西的大山深处，带到了江城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
 
入学那天，我经过长时间跨省乘车，很晚才到学校。拿到寝室钥匙，匆匆铺好床铺，便在疲惫中倒头睡下。睡梦中，依稀看见自己一人在空旷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走出寝室，站在空地上，望着天空与大地，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清晰的意识：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宿舍是一排平房，我与来自四省五位同学同住一间。洗漱的地方在寝室右侧几十米外，食堂和教学楼更远。宿舍对着一块小操坪，周末常在那儿放电影。课余时间，同学们搬来椅凳围坐一起谈天说地，欢声笑语在空旷的操坪里回响。
 
我们这一届中文、历史和政治三系的学生，被安排在距离江城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分院就读。分院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为响应“开门办学”和“战备疏散”而设的。到我入学时，大多数老师和学生已陆续回到江城总院，分院显得有些校舍空旷。学校坐落在公路旁的村庄里，离县城还有十多里路程。四周地势平坦，田野开阔，像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清晨，薄雾常常弥漫在公路与田畴之间，晨光透过树枝洒在平房屋顶，空气里混合着泥土和野草的气息。那是我最初感受到的“大学”氛围，成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第一学期的许多日子，在记忆中都有些模糊。课程一门接一门展开：政治理论、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历史和世界通史，还有每周必修的体育课。老师大多不照本宣科，教材也只是油印装订的讲义。我一边听课，一边抄写笔记，常常在记录中跟上节奏，却在理解上慢了半拍。走出教室，有时甚至说不清自己究竟听懂多少，只知道不能掉队。
 
在读书以外，我们还要学会处理各种生活细节：寝室清洁、浴洗安排、洗衣缝被，偶尔也会遭遇情绪低落和迷惘。几乎是在忘我学习和不断适应过程中，感恩于老师和同学的关怀，我从山村带来的羞怯与自卑慢慢淡去。
 
分院各处房舍，教学楼是唯一显得“正规”的建筑。三层楼十多间教室，过道宽敞，可以通向楼顶。午后阳光照射的时候，还有同学步入屋顶看书和聊天。那时的空气仿佛带着书页翻动的声音，校园生活的节奏，也被阳光染得温和而安静。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教学楼几乎成了我在分院最清晰的记忆。
 
对我而言，入学后遇到的首要难题并不是课程，而是普通话。同学们来自中南五省，操着各自的乡音，却都在努力向着一种“标准声音”靠拢。轮到我开口时，心里常常一紧，话还没出口，脸先热了。我说话变得异常谨慎，兜里时而揣着一本袖珍《新华字典》，不确定的字音，宁可先翻一翻。
 
记得开学不久的一次聊天中，我们谈起各自的家乡。当我满怀信心地说：“我是在山里长大的，大山里各种各样的蛇很多……”话音落下，寝室却一阵沉寂。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我在说什么。后来才知悉，我把“蛇”说成了“鞋”。在我的家乡，“蛇”和“鞋”似乎就是读作同一个音。
 
那一刻，我在笑声里感到难堪，也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从山村进入大学，并不只是换了一种生活环境，更像是重新学着说话与思考。我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这是自己选择的路，也是许多人羡慕的大学生活。
 
好在寝室同学的相处，始终是温暖而友好的。来自不同省份的同学，带来不同的风俗、文化与故乡的回忆，还时而分享着各自的读书经历以及对于未来的遐想。刚入校那段时间，有的同学拉我去操坪踢球，有的陪我去图书馆查资料；有的耐心纠正我的发音，还有同学在我听不懂课程的时候，低声为我解释疑难。那些帮助、交谈和友爱，使得我逐渐走出过去的封闭状态，仿佛从大山深处走向一个更为开阔的世界。
 
第一学年中，我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年级里有一位来自湘南、曾统领上千社员的大队支书成了我的学长。他在支委任宣传干部，曾多次鼓励我写稿、谈读书体会。在他的推动下，我参与了院系墙报、“五四专辑”和院刊的写作练笔。1978年10月，我为墙报写下《励志》，开篇仍带着青少年的激情与生涩；1979年4月，又为“五四特刊”提交《青春寄语》。那些文字里，充满豪言壮语，也有高考复习时背诵范文留下的痕迹。然而，它却记录着山村学子对于理想与时代的仰望和憧憬。
 
大学生活并不缺少磨练，更是充满细腻的趣事。一次为搬运图书教学材料，我和一些同学几乎走遍校园的小路，汗水湿透衣衫，却无人抱怨。深夜的寝室里，微弱的灯光下，我们低声交谈，分享着各自的困惑与期待。那样的夜晚，静谧而温馨，至今仍留在记忆深处。
 
学年末，全班经历了一次离校风波。临近放假，学校领导告知，原定放假时间可能推迟。涉及不少同学假期安排以及难得的购票，班委与院领导沟通未果后，拟定组织同学按原通知集体离校。步行前往车站的途中，大家互相照应，男同学为女生分担行李，年长的同学照顾年少的。烈日下的行走、肩上的行李与汗水交织在一起。那一幕离校场景，我真切地感受到同学之间的友爱与凝聚力。
 
1977、1978和1979年高考入学的学生，后来被称为“新三届”。高考入学的隔断，使这一代人在年龄与经历上呈现出罕见的跨度。新三届从田埂、车间与乡村走来，亲历社会的急剧变化，也在反思中重新理解知识、理想与命运。这种复杂而厚重的背景经历，塑造出这一代人所普遍具有的耐力与坚韧。

在我的班级和年级里，这种精神并不喧哗，却始终存在。对我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而言，那是一段无以复制、也难以忘却的时光。从大山走向校园，我学会了适应环境，也学会了在困顿中坚守，在平凡中积蓄力量。
 
回望那段走出大山的大学生活，感觉不只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场心智与精神的淬炼。关于梦想的萌发，关于集体的温馨，关于青春的执着，至今仍在记忆深处闪烁，悄然沉淀为人生底色，伴我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