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丁耶（1922-2001）先生，我的恩师，已经远行16年了。回顾我与先生的相识、相交，颇有传奇性。那逝去的岁月，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1974年我下乡前，一位叔叔告诉我，有机会寻找下诗人丁耶。从此这个名字走进了我的脑海里。
下乡后沉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我早已忘记这码事了，但是我有一个习惯，每逢下雨天不出工，就写点东西寄到县文化馆。没想到几天后我来信，信中说： 很高兴知青能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写作，希望我坚持下去，落款是黄滁。那一刻，我兴奋异常。仿佛身在黑暗的隧道里，前方亮起了一束光。
终于有一天，我搭车去了县城。我来到了县文化馆“创作组”，推门进去，看到桌子旁坐着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我对他说：我是来找黄滁老师来的。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兴奋，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我把“作业”交给他，黄老师谈我的习作和写作风格，非常亲切。刹那间，我感觉他像我的长辈一样慈祥，实在。
我突然想起了那位叔叔嘱咐我”寻找丁耶诗人”的话语，就问他：黄老师，您认识丁耶诗人吗？他突然间不说话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接着他轻轻地说了一句：受冲击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赶紧告辞了。他一直把我送到楼下。阳光下，我看到他卷起了裤脚，俨然一个乡下老农打扮，一脸地皱纹和沧桑。
第二年的夏季，我收到了县里通知去参加文化工作会议。会上，分组讨论的时候，黄老师来到我们组里，他像小孩子一样高兴，谈话特别幽默，笑话不断。我悄悄地问我身旁的人：你认识丁耶老师吗？他笑了，指着黄老师大喊一声：就是他！那天，黄老师站在地中间，朗诵起他四十年代的成名作《外祖父的天下》。他眼睛发光，挥舞着拳头，我们为他鼓掌。他又“隆重”把我推出来，他说：我和你们讲过，有一个女孩子文笔清新，特别讲究辞藻的华丽，每次来信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散文，就是她！接着黄老师又说：假如一个年轻人病怏怏的，你给他一个劲地穿新衣服，有啥用，他还是个病人啊。反过来，他是个健壮的小伙子，衣服穿得旧点又有什么关系啊？他还是个健康的人啊！我觉得先生好像委婉地批评我的文字，初学写作，一口学生腔，笔下的人物瘦骨嶙峋。然而更大的收获是，我了解到黄老师的”辉煌”往事。
其实他是个“老革命”。1935年，13岁的他离开辽宁岫岩老家，逃到北平念流亡中学，“七七”事变后，又流亡到湖南、广西和四川。1940年，他在重庆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家》，“丁耶”是他18岁发表作品时的笔名，他曾得到著名作家碧野、杨晦、冯雪峰的扶持。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后在南京地下党的保护下，来到华北解放区找艾青。用他自己的话说找艾青就是找真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27岁的他已经是7本诗集在身的大诗人了。1955年就是中国作协会员，1956年调入吉林省文联筹建中国作协吉林分会。1957年反”右”运动，先生就跌入了万丈深渊，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天哪，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原来不厌其烦地教诲我，经常给我写信的黄老师就是我苦苦寻求的丁耶先生啊！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尽管先生是在寒夜里寂寞地发着光，他的光温暖着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
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以后，先生来信告诉我，不要和他联系了，他被调到县化肥厂去了。后来听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会议上表现得“忘形”，放“毒”腐蚀知识青年。
后来我到县化肥厂去看过他。他对我说他从1957年就开始写长篇叙事诗《鸭绿江上的木帮》，由于文革抄家，手稿都没了。他现在又开始写了，他的妻子精神不好，犯病的时候就撕他写的东西，好的时候又给他粘好。妻子是因他被打成右派气疯的。先生那天面带愁容，他说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发表不了作品的。正赶上中午，先生在食堂请我吃了一顿饭，高粱米饭，外加一盘炒豆芽。
后来，我高考离开了乡下。1979年我在大学校园里收到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结束了20年的劳动改造，回到省作协任专业作家，我为先生由衷地感到高兴。先生告别了苦难，迎来了创作的春天。先生20年的积蓄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0年间他写了100万字散文、随笔，广州花城的《随笔》和四川的《龙门阵》是他的阵地，海外也时常转载他的文章。“解放”后的先生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他很多的作品被选入《四十年代诗选》及《新文学大系》和《抗日诗选》等选集中。可先生对得奖是清醒的，他对自己某些作品并不满意，一声叹息：该给奖的不给，不该给奖的都给了，谁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1991年我收到他寄来的3本书《鸭绿江上的木帮》、《边外集》、《少年的磨难》。转年我回故乡，跑到长春他家里看望了先生，带给了先生一方砚台。先生和我开玩笑：你这是让我还写大字报吧？没有想到这是和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2001年9月6日，先生病逝于长春吉林省人民医院，骨灰安放在长春市殡仪馆革命公墓。我很内疚，因调动工作来到江南，工作繁忙没有再和先生联系，以至先生走的时候，我并不知晓。现在想来，深深地遗憾。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