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生活回忆
作者：莎草
我1960年出生在上海南市区普育西路的一个破旧拥挤的民房里，那是我父亲租借的一间只有几个平方米大的房间。那时我父亲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平时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家人来上海探亲时，临时租借一间房子住一下。由于我妈妈是农村户口，那时候国家政策是孩子的户口一律跟随母亲。所以，尽管在大城市出生，我一生下来就注定是农村人。
我在家乡江苏海安的农村长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北农村跟全国一样，贫困落后。小时候温饱得不到保障，我几乎没穿过新衣服，一般都是穿的打了很多补丁的旧衣服。鞋子都是妈妈自己做的，妈妈用零头碎布和浆糊做成“浆布”，用很多层浆布叠在一起，一针一针地纳成千层鞋底，然后缝上鞋面子，做成春鞋或冬天穿的棉鞋。可以想象，做一双鞋需要付出很多辛勤劳动。有一年冬天，妈妈让我穿上了刚做的新棉鞋，我没有将鞋跟拔起来，一双新棉鞋只一天时间就被我穿倒了跟，我妈妈看到以后，心疼得不得了，狠狠地教训了我。我小时候还穿过蒲草鞋，俗称“蒲鞋”，那是手艺人用蒲草茎叶编织的鞋子，虽然保暖，但是不舒服，硬邦邦的，往往不合脚。我爸爸调侃地说那是“防修鞋”（防止修正主义的意思）。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买不起好鞋，只能给我们穿这种很便宜的蒲鞋。只要天气足够暖和，一般我都是赤着脚的，还经常赤脚上学。记得拍高中毕业照片那一天，我被安排坐在前排，但是赤着脚太难看，是班长把他的鞋子借给我拍的那张照片，因为班长个子高，站在后排照不到脚。
那时候的缺粮少吃很难熬。生产队每年上交国家公粮之后所剩下来的粮食根本不够社员们自己的口粮。粮食不多，只能用“代食品”充饥。我家的主要代食品是山芋, 扁豆和南瓜。那时候我们一般早餐和晚餐吃麦面稀饭，土话叫“䅟儿粥”，中午吃干饭，由于白米不多，饭里只放很少的米，煮饭以代食品为主。因为长期吃这种以山芋扁豆南瓜等代食品为主的饭，后来我只要看到这几样代食品就害怕，哪怕闻到它们就觉得肚子不舒服。即使到了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也从来不吃山芋扁豆南瓜这三样东西，原因就是小时候吃够了，吃怕了。我十六七岁时就曾跟邻居大哥大叔一起骑自行车到几十里路以外的东台唐洋或如皋泰县等地去买山芋。那时候农民们所梦想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吃上不含任何代食品的米饭。大队干部在社员大会上做报告时也是用这个梦想鼓励人们努力奋斗，他经常说：“等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我们就每天都能吃上白白的纯米饭了”。
我家住的是两间破烂不堪的草房，那是由茅草屋顶和四面土坯墙搭建起来的破旧窝棚，漏风漏雨。我依稀记得，每逢下雨时，家里总是用各种盆桶接雨，并用木板和木棍从室内一侧支撑在墙上，以防止土坯墙朝房内方向倒塌，伤到家人。在我童年时期的那些年里，家里一直不断地修补房子。当然，虽然房子破旧，而且家徒四壁，但那是一个家，是我的避风港。我们在这个房子里生活了十多年，直到我上初中那年， 家里才将这两间草房改建成瓦房，由此，我们家才结束了一旦下雨就心惊胆颤的日子。
我的一个叔爷爷在一个偏远公社的粮食收购站工作，他每个星期六回家过周末，每次都会带一块果糖给我。因此，我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一定到路口等他，拿糖。 拿到以后，总是舍不得一次把一整块糖吃掉，都是把一块不到一厘米宽两厘米长的糖块从中间咬成两个半块，先吃半块，另半块留到第二天吃，以便再享受一次吃糖的喜悦。有一天，我从家里拿了五分钱到小店里买了一条卷糖，被爸妈发现之后，挨了好一顿打。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十五岁那年在上海第一次吃香蕉的感觉，那天，我爸爸买了一根香蕉给我吃，当时我都不知道这种水果叫什么名字，就是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妈妈买到一块零头布。所谓零头布，就是一匹布卖到最后所剩下的最后一段布，往往价钱打折，又少收布票。她用这块布给我们姐弟妹三人每人做了一件衬衫。我那时候正好需要一件新衣服作为宣传队表演节目的时候穿。可是，那块布的颜色不适合男孩子，我很不喜欢，怕穿上之后被同学嘲笑，因此就拒绝穿那件衬衫。为此，遭到妈妈的狠狠打骂，最后只能屈服，忍受着心里的不情愿而穿了那件衣服。那种因为自尊心被伤害的无奈感觉，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小时候我没有玩过真正意义上的玩具。 不过穷有穷的乐子， 我和小伙伴们玩过不少自制的玩具， 比如铁环， 陀螺， 毽子， 玻璃珠，小沙袋，橡皮筋，跳绳，朴克， 象棋， 军棋等等， 另外掏蜜蜂，抓知了，摸鱼，拾蚌，捕蛇，游泳，捉泥鳅，躲猫猫等等也都是很喜欢的玩乐活动。由于文革期间对学习不重视，我的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快乐的，那种快乐不需要花钱，是无忧无虑的。虽然玩乐的花样很多，但是，我好像玩什么都只有“五分钟热度”，没有持久的兴趣。我没有崇拜过偶像，没有追过明星，更没有对任何东西上过瘾。但是我佩服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在不同时期心里有一两个暗中较劲的人。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机械化，所有农活全靠手工劳动，往往又脏又累。我十一岁就开始干农活。在所做过的农活中，我最不喜欢的是插秧。那时候一年种三熟作物，一熟麦子加两熟水稻，即所谓“三熟制”。所以每年要插两季水稻秧。没有插秧机，完全靠双手一棵一棵地插。为了抢季节，全部插秧工作需要在短短的十来天内完成，所以需要连续好多天每天插秧。水稻插秧总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一天插秧十几个小时，弯着腰，头上顶着火一样的太阳，常常冒着比体温还高的气温，脚下是晒得发烫的水，还不断有蚂蝗，蚊子或其它害虫的叮咬，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晚上腰疼得无法入睡。一个插秧季节下来，人们都极度疲劳，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上初中和高中的那几年，我有几个暑假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时候，我有时住在爸爸工厂里的集体宿舍，有时住在我的二姑妈家。那个时候城乡差别很大，何况上海是全国最大最发达的城市，家乡农村跟上海比较起来，差距特别明显。我刚到上海就被那里人们的好生活所吸引，他们生活有保障，每月凭一个小本本就能买到足够的米面和其他食品，吃得好穿得好，有电灯，有自来水，家里总是亮亮堂堂干干净净。那大饼油条冷饮西瓜和其他美食，那车水马龙热热闹闹的景象，那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的节奏，那生活的方便与悠闲都是我羡慕不已的。我那时候想，这大概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吧？我要是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该有多好呀？我暗自认识到人与人生来的不平等。由于农村孩子见识相对少些，穿着又土气，又不会说上海话，活脱脱的 “乡巴佬”和“江北佬”，一直有自卑感。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身条件和成长环境。好的出身条件和成长环境可以使一个人享有幸福的童年和较好的人生起点，差的出身条件和成长环境可以激励一个人刻苦努力，发奋图强。但是，这些条件或环境不一定是决定一个人奋斗结果的因素。我从开始记事的时候起就想着怎样才能改变生活现状，对任何事情都努力做到全力以赴，以期能够达到我的能力范围内的最好的结果。几十年的经历就是由不断地改变现状，实现一个又一个小目标而组成的。虽然从来没有过特别崇高远大的理想，但是，倒也活得踏实，无悔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