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郎的适世说

大凡书读得太少，如果偶尔读之，常会大惊失色：原来我诸多感悟，自以为与众不同，奇思妙想，却原来书中赫赫然、白纸黑字，前人早已言说得一清二楚。所谓“无知者无畏”，如是耳。

读周国平《灵魂只能独行》就常有这样的感叹。当年高校的流行语“男不可不读王小波，女不可不读周国平”似乎对周颇有不屑，但能把深奥晦涩的哲学睿智和成面团，揉搓成亲切通俗而又能慰籍心灵的可口食粮，却是周的过人之处。周的感悟当然并非原创，他也没有不自量力地据为己有。书中不断引用先哲前贤的探索感悟来注释死亡的合理性，只是所有解释都不让人信服。于是他笔锋大转，在“执迷者悟·人生贵在行胸臆”一章中，忽然推出了袁中郎。

明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三袁之首，一反前后七子复古仿赝汉唐之风，回归本性，提倡诗文性灵自然，直抒胸臆，令人耳目为新。

人生有一死，死亡虽然并不合理，但死亡比人生的寂寞更可怕，所以人唯一可做的便是在这生命中活出精彩，活出趣味。周国平在此章中情不自禁地连篇摘录袁中郎的妙文趣语：

“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

国破家亡，诸多因素，绝非你我掌控之中。而诸如游历山水之美而无友分享、与友相聚匆匆不能尽兴、游梅山于秋夏而既无花又无雪，这些真是败兴之至。何等飘逸的性情！其实袁中郎并非是个只知玩乐之人。在吴令任间，他“听断敏决，公庭鲜事”，只是不喜俗事之扰，多次称病请辞。

“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趋名骛利，唯曰不足，头白面焦，如虑铜铁之不坚，信有死者，当如是耶？”

“未得则前涂为究竟，涂之前又有涂焉，可终究钦？”

“试令一老人与少年并立，问彼少年，尔所少之寿何在，觅之不得。问彼老人，尔所多之寿何在，觅之亦不得。少者本无，多者亦归于无，其无正等。”

活的再多或再少，逝去的和未来的都抓不住，不如活在当下，“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活的痛快才是正道。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这人生真乐的前四种快活，已经让人称奇叫好，而他笔锋一转，说即使享尽人生快乐以后，落得一败涂地，也是一种快活！活过了，经历了，结局如何又有何妨？

关于“癖”，袁中郎这样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有癖之人，都是真性情之人。怪不得那些好食的吃货，嗜酒的酒中仙，常可以初面而相交为欢，畅快随意呢。如果你见到一人正襟危坐，循规蹈矩，找不出一点儿缺点短处，没有一样嗜好，这一定是个无趣之人，还可能是个虚伪之人。

中郎在《与徐汉明》中提出了适世说：“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 老庄为玩世，佛家为出世，儒家为谐世，或不可求，或不可取，“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善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唯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

哈哈，夜读这“适世”一段，适世之人又可奇，又可恨，为圣贤正人君子所不屑，于世无补，一技无长，却是畅快真实，逍遥自在，实是最有生活趣味之人，我也“心窃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