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子
以前每次回到老屋，都会觉得屋里和周遭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美好。
老屋在公园西侧的一个小区里。小区外面的黄山路，每天凌晨开始，各种车辆陆续涌入，商贩们在路边架起一个个路边摊，从蔬菜水果到肉类豆腐、从煎饼油条到包子大饼、从鸡蛋牛奶到生鲜鱼虾，应有尽有。晨曦中，周边小区里的居民出现在街上，摊子间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唤得整个街道生机勃勃。在这晨早里，陪着母亲逛早市、走过一个个摊子挑选喜欢的食材，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美好享受
如今，这份美好已成为记忆中温馨的一页。黄山路上的早市也已成为历史。原来路两侧摆满摊子的地方都停满了车，双排，让原本不宽的街道显得更加狭窄。路边那些店铺，有些招牌依旧，很多却已换了幌子。走进小区，院落已略显破败失修。打开老屋的门，扑鼻而来的是一种久不住人的味道，仍然光亮的地板上覆着些尘灰，屋里的家具和摆设还像从前一样。但恍惚间，心头却升起一丝物是人非的感觉。
进门后，父亲换上拖鞋，先去母亲的遗像前轻声问候，然后去卫生间拿出沾了水的拖把，开始拖地。他那年届九旬的身形已现佝偻，拖地的动作时而缓慢时而凝滞。妹妹说，自五年前母亲离去后，父亲便住在她家，每年都要回到老屋几次，或取东西或整理东西。每次回来，他都不会忘记问候和拖地这两件事，就像在履行一种仪式，虔诚而执着。
这次回老屋的目的之一是用缝纫机缝一下被罩。被罩是前两次父亲去养老院住时在养老院买的，尺寸比正常的大些。父亲不喜欢，就让妹妹给改一下，准备再次入住养老院用。父亲前两次主动要求去养老院住，是不忍心看着妹妹大好年华一年到头陪着自己，没时间出去浏览河山。这一次则是为了能让妹妹腾出手去北京照顾即将在夏天临产的外甥女。来老屋之前，妹妹已经将被罩按正常尺寸剪好了。
父亲拖地的时候，我和妹妹进到老屋朝南的房间，这里是父亲母亲共同的卧室。墙边电视下，立着一个机架上托着带台面的机箱，台面中间有一个活动盖板。不用时机器卧入机箱，盖上盖板，再覆上一块台布，就像一个台子。儿时我经常用它当写字台，在上面画画写写。这是一架五十多年前上海出产的台式缝纫机，标准牌，当时的四大名牌之一。时过境迁，如今这种样式的缝纫机也只能在博物馆里才会看到了。但在当年，拥有这样一台缝纫机，却是每个家庭主妇梦寐以求的。其稀有程度，就像七十年代末家庭里有一台黑白电视、九十年代初家庭里有一台小轿车，会让街坊中的女人们羡慕不已。
记得这台缝纫机是父亲当年去上海出差时，用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的家庭积蓄买给母亲的礼物。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依稀记得那天中午，一个纸箱被送到家里。母亲告诉我是缝纫机。她很兴奋，让我帮她一起打开包装。我好奇地注视着盒子里奇形怪状的机器零件。出于男孩子对机器的天然而本能的兴趣，整整一个下午，我围前围后，忙得不亦乐乎，忙着拆包装、递零件拧螺钉上皮带，帮着母亲把缝纫机装了起来。那个下午，对母亲而言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对我也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儿时的我，拆过很多次小玩具，每次拆都会损坏些什么，拆开便再也装不上了。这台缝纫机，大约是我装成的第一台机器，也是母亲用了五十多年的机器。
记得母亲提起过，为了让我第二天能穿上新衣服去幼儿园，她常常要通宵缝制。在那个生活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双职工收入，如果扣掉日常用度和接济生活在家乡的老人，买成衣几乎是一种梦想。由于国家实行物资统购统销政策，有钱没布票也买不到布，更别说成衣。每人每年只有8尺布票，只够一年做一件衣服。在很多家庭里，缝制衣服是每个母亲必须要做的家务。这台缝纫机的到来，使母亲得以彻底摆脱手工缝制的原始方式，制衣效率提高几十倍。原本需要花几天时间手工缝制的一件衣服，只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每当有人出差去上海，母亲都会托他们买些衣服纸样回来。几年下来，母亲积累了大人小孩男女各种风格的纸样。逛商场，她最喜欢逗留在卖布的柜台，碰到价格合适且颜色花色中意的布，就买下来，放着等需要时再做。做衣服时，她会先从她的纸样库里拿出相应风格的纸样，比如女童裙，然后在纸样上选择合适的尺寸，比照这尺寸的线条用粉笔在布上画线剪裁，再用缝纫机缝制。自从她有了缝纫机，隔三差五就会有朋友带着布来到家里，请母亲帮她们的孩子裁剪缝制童装。只要母亲有时间，她都会无偿地帮她们做。家里也因此成为母亲和她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聊天的场所。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二十多年里，家里的被褥还有每个人的衣服裤子，从内到外从冬到夏，都是母亲一寸一尺地剪出来又一针一线地缝出来的。家里每人身上穿的毛衣毛裤，戴的围巾手套帽子，都是母亲用毛线一针一针织出来的。记忆中，不论是和朋友聊天还是坐着看电视，她手上的毛线针都在手中来回穿梭，永不停歇。
这架缝纫机，跟着她碾转到过很多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母亲使用它直到去世前的八十高龄。甚至在她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还拖着病体，用它不声不响地为父亲做了11条布衬裤。
我从小看着母亲踩着缝纫机做衣服，耳濡目染觉着好玩，也时不时上去踩几下踏板，缝几行直线。当年我要出门远行时，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里就有针线盒。后来我女儿离家去外地上大学，我也给她准备了针线包还有工具包。
母亲的一生，为这个家和子女付出了巨量的劳动。但她其实并不是个家庭妇女，她是位非常敬业，并且卓有成就受人尊敬的小学数学老师。儿时的记忆中，她经常去那些差生家里做家访，做家长的工作并鼓励家长和老师合作，给学生的转变创造条件。她也曾多次带差生回家补课。在那个年代里，家访和补课都是工作的一部分，是无偿的。母亲对她学生的付出，家长们特别是那些差生的家长都铭记于心。母亲退休后，在黄山路早市里买菜时，经常会被一些小贩认出，他们是当年的学生家长。每当这时，他们都要不收钱，母亲当然不肯，于是他们就在称重时添斤加两。母亲退休前的十年里做了十年的小学校长。她领导的学校的重点中学升学率一直在区里名列前茅。
妹妹拿掉覆在机台上的台布，原本光洁的泡利水漆面，已显得斑驳陆离。我拿掉缝纫机箱上的盖子，把缝纫机从箱里取出支好，装上传动带再装好面线和底线，然后接过妹妹递过来的已剪好的被套，放在针下。看了一眼机体上“标准牌”三个字，我放下压脚，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踩动踏板。五十几年前的缝纫机，依然运行丝滑，声音悦耳，那种感觉比我自己家里的电动缝纫机好太多了。听着嗒嗒的机器声，我仿佛回到从前，回到儿时经常看着母亲踩缝纫机的时光，回到小时妹妹好奇地把手指伸进往复伸缩的针下、被针扎穿手指后奶声奶气哇哇大哭的瞬间。
这一刻，我看着往复穿梭的针头在被套上留下绵密的针脚，忽然也有了一种仪式感。就像父亲每次回老屋与母亲遗像对话和拖地一样，难得回来一次的我，在缝纫机的嗒嗒声中、在行进的针脚线中，找到了这种仪式感。我的心，沉浸在这仪式中，在这仪式中隔空与母亲对话。
老屋和里面的缝纫机，终将成为历史。永远留在心底的是温和悦耳的嗒嗒声，和绵延不绝的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