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已乘仙鸽去，
燕京空留鸽哨声，
大隐身逝名文在，
雅俗共赏玩性情。
世称“奇人”的“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驾鸽仙逝，留下一句名言：“一个人连玩都玩不好，还能把工作干好吗？！”
襄公一生，以玩出名，玩得广博，玩得潇洒，且玩出花样，玩有所成。襄公的奇迹生平，颠覆了千古成语“玩物丧志”，从此流行新成语：“玩物尚志”，言者皆举襄公为例。
襄公玩得最好，好在何处呢？答曰：襄公所玩，非仅玩物，玩的乃是文化也！君不见襄公玩物过后，必有文化论著出焉？譬如《说葫芦》、《蟋蟀谱集成》、《中国金鱼文化》、《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中国画论研究》，《画学汇编》、《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雕刻集影》、《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中国古代漆器》、《髹饰录解说》、《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国美术全集．漆器》、《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自珍集》、《京城忆往》、《忆往说趣》、《秋虫六忆》、《谈古论艺》、《锦灰堆》等40余部著作，均为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由此，书法家启功评说他是“研物立志”，画家黄苗子则称赞他为“玩物成家”。
笔者也好玩物，但玩得不及襄公广博，只玩古玉而已，自然也收藏古玉若干。经常有人问我：“你藏的古玉是真的吗？这些古玉能值很多钱吧？”面对此等问题，我只有苦笑作答：“套用一句流行语说吧，哥玩的不是玉，是文化。”听者怅然若失。于是，不得不解说如下：
中国实为“玉文化”之国，玉器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奠基之器。旧石器时期的石斧、石刀类，为早期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工具，而新石器时期出现的玉器，却并非生产和生活的实用器具。因为玉石虽然也很坚硬，但却易碎，不宜做工具；而且，玉石资源缺乏，搜罗不易，也不愿随意用作工具。玉石坚韧光亮，温润细腻，玲珑剔透，美丽可人，且不腐不烂，永恒留传，在金银冶炼技术发明之前的几千年间，先民视美玉为世间最为宝贵的物质。《山海经．西山经》有言：“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可知在古人心目中，惟有“天神上帝”才能享用“宝玉”，下民是不敢私自随意享用“上帝”宝物的。所以，原始部落首领收集玉石，雕琢成器，将宝物献于“天神”享用，于是，玉器便成了交通神灵的“通灵神玉”。而后，又成了巫师请神、降神的“法器”。随后，又作为驱邪避凶的“瑞器”，被王公贵族随身携带，而逐渐演变为标志身份等级的信物。再后，迷信渐失，制作良多，玉器便普及为民间百姓的装饰和赏玩用品。
由玉器的起源及发展史看，最初作为祭祀的“神器”和通神的“法器”，以及后来作为驱邪避凶的“瑞器”，都算是宗教用品，实际上就是精神文化用品。而后作为服装佩饰和古董摆设，也是用于审美观赏的精神文化用品。所以，自玉器产生之日起，直到以后的种种用途，均非生产和生活必须的实用器具，即便是雕成玉斧、玉刀、玉鼎、玉尊等，也是象征性礼仪用品。而那些玉龙、玉鸟、玉人、玉兽等，则为玉质图腾，都是用于祭祀礼拜的宗教文化用品，特别是唐宋以后的玉山、玉树、玉花、玉果等，更是纯粹用于审美赏玩的文化艺术品。中国自古至今长兴不衰的崇玉、敬玉、拜玉、贵玉、喜玉、爱玉，盖因“玉”为民族之魂灵，饱含着民族心血，体现着民族性情，象征着民族品德，凝结着民族审美趣味，总之，蕴涵着太多的民族文化。所以，玉器自始至终都是文化精品，比之后出的青铜器、瓷器、木器、书画之类，其文化含量有过之而无不及，玉器当之无愧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典型文物。
因此，赏玩玉器，就是享用文化名物，理应明白其中包含的文化意义。特别是三代乃至史前的高古玉器，实为探解华夏祖先精神文化源流的实证样品，弥足珍贵。然而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很多高古玉器的造型寓意和具体用法已经失传，尚需古玉鉴赏家们用心研究和细致考证，发掘出高古玉器的文化内涵，并写出象王世襄先生那样的专著，达到启功、黄苗子先生标榜的“研物立志”而“玩物成家”，这才是古玉玩家的最高境界。笔者为此也正在努力，以襄公为典范榜样，认真研究古玉文化，并陆续写作玉器考古方面的学术论文。
固然，“物以稀为贵”，古玉有其较高的经济价值。但相对而言，古玉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才是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当今商品社会，很多人为求高回报而投资古玉，无可厚非。但也期望有钱之人，成为有识之士，收藏高古玉器，潜心研究玉文化，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贡献。
但愿见到更多高人，手盘古玉，悠然道出：“哥玩的不是玉，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