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水 – 2026夏 – 短文集

曾经沧海难为水——读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巴赫曼》

芦苇

中国古代的伯牙曾作《高山流水》,虽已失传,但每个感慨知音之遇的人,都会在心里弹奏自己想象中的这支动人乐曲。伯牙的琴声,钟子期听得如痴如醉,亦能领略其中千万般奥妙。“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琴绝弦,终生不再弹,以哀知音不再。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巴赫曼》所描写的,与其说是一首凄美哀婉的爱情之悲歌,不如说是一曲琴破弦绝的知己之绝唱。

从一位钢琴家的角度来说,或许弹奏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然而,真实自我怎会自动现身?她隐藏在人们难以把握的虚浮中,神秘难触。而对此种不易把握之物的极度渴望会在艺术家心中埋下痛苦的种子,令他时常感到绝望和忧惧。他必须找到一些东西,他必须通过自身不具备的力量找到一些真实,他必须消除自身的惶惑才可以延续艺术灵感。巴赫曼就是这样的一位音乐大师,尽管他一直在琴声中宣泄情绪,但一直都没能得到解脱,直到邂逅了精通音乐、又诚实地热爱着他的佩罗夫太太。

该小说的“第一叙述者”——“我”,从萨克那里听说了巴赫曼的故事,纳博科夫安排萨克成为小说的“第二叙述者”。萨克作为巴赫曼的经纪人,对其客户的风流韵事了如指掌。一段往事就在萨克的叙述中展开。

巴赫曼是一位闻名遐迩的钢琴家、作曲家。其貌不扬,长着一个滚圆的青灰色小下巴,令人联想到一只小海胆。个矮头秃,只有一点儿头发稀落地搭在他的头顶上。总是穿着不合身的衬衣,总是不合群地出现在人流中,总是自顾自地看报纸,总是做着各种旁若无人的小动作。在萨克眼里,巴赫曼不讲礼仪,像个“粗人”,脾气暴躁,反复无常,邋里邋遢。巴赫曼还不喜交际,当他不得不和人应酬时,表情总是“怯生生”的,总是无话可说,总是喜欢独自到酒馆喝酒。他腼腆,又“调皮捣蛋”。每次在某个城市的演奏结束后,他就会失踪几天,躲在小酒馆里厮混。

佩罗夫太太呢,也是一个有些怪僻的女人,青春已逝,却懒得做任何外表上的补救。她的手上总是拿着扇子,总是握着一支绿松石镶头的手杖。腿有点瘸,相貌平平,身材瘦小,发型呆板,皮肤苍白却从来不抹口红。但她却不和谐地有着一张毫无衰老之忧的脸庞,而且还颇为动人。萨克评价她“喜怒无常”。

巴赫曼和佩罗夫太太认识后,便无法分开。佩罗夫太太第一次听了巴赫曼的演奏后,就又是叹息,又是微笑,深为陶醉。而且从那之后,每一场巴赫曼的音乐会,无论在哪个城市举行,佩罗夫太太必然端坐在第一排,挺直腰板,头发梳得光亮,穿着她最喜欢的黑色开领女装,“跛脚圣母”的戏称由此而来。巴赫曼从那之后也越弹越好,越弹越狂,逐步登上个人演艺事业的巅峰。佩罗夫太太不但到场聆听,还经常拄着手杖,在各酒馆间寻找“临时失踪”的巴赫曼。巴赫曼的演出合约是经纪人萨克最关心的,可不能让音乐家在演出结束前不见踪影或者醉成烂泥。佩罗夫太太与情人心有灵犀,她能猜出巴赫曼的“藏身之处”。两个人在一起时,并不怎么说话,他有时拿张纸记下乐谱,而她则默默地陪伴在侧。

这段关系维持了三年,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在慕尼黑演出时,巴赫曼和佩罗夫太太住在一家旅馆的不同房间里,与平时一样。刚到的那天晚上,巴赫曼就又不告而别。恰逢当时佩罗夫太太感冒,卧床不起。萨克带人四处寻找,直到演出那天才从警察局领回了巴赫曼。原来是警察找到了他。萨克将钢琴家带回剧院,“交货般地交给了助手”,然后赶到巴赫曼的旅馆去取演出服,并匆匆看望了佩罗夫太太。剧院里已经热闹非凡:舞台上的灯光已经炽热地亮起来,闪闪发光的黑色钢琴已经竖起了琴盖,观众也已经准备就绪,激动地等待开演。巴赫曼小跑上了舞台,现场掌声雷动。他毫不在意台下的热烈气氛,而是自言自语地调试钢琴,坐了下来,又掏出手帕擦擦手,带着他标志性的“怯生生”的笑容转向台下,这一看糟了!他的脸上随即显现出痛苦异常的神情,他的笑容霎那间消失了,“手帕掉在了地板上。他专心致志地把台下第一排就座的脸又挨个扫了一遍——看到中间那个空位置时,停顿了一下。只见巴赫曼砰的一声按下琴盖,站起身来,走到舞台边上,转着眼珠子,像个芭蕾舞女演员那样举起弯弯的双臂,非常可笑地跳了三四下芭蕾舞步。观众愕然,后排座位那里发出一阵笑声。巴赫曼停住步子,说了点什么,但谁也听不见。接着他如同拉弓扫荡全场一般,朝所有观众打了个轻蔑的无花果手势。”

巴赫曼没有看到本该在场的情人,就不管不顾地离开了舞台,躲进了休息室。萨克立即给佩罗夫太太打电话,告诉她巴赫曼因她不在台下而罢演。此时的佩罗夫太太已处于高烧昏迷中,耳鸣得厉害,胸口一阵阵剧痛,医生当天已经来过两次了。她不顾病体,拼尽全力穿好衣服,叫上出租车,赶往剧院。一路上,几近失去身体知觉的她,还在头脑里回味着巴赫曼魂不守舍的模样,嘴上露出“轻轻的幸福微笑”。不料,就在萨克给佩罗夫太太打电话时,巴赫曼径自跑掉,演出彻底泡汤。佩罗夫太太顾不上安抚萨克的愤怒,直接奔进潇潇夜雨中,四处寻找她的怪人,她“一面颤抖,一面微笑。……身子虚得好像肩上压了千斤重担。她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发着几乎听不出来的呻吟声,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握着镶着碧玉的手杖头。”警察发现了虚弱不堪的她,就把她扶上马车,送回旅馆。她进门后,发现巴赫曼正坐在她的床上,“光着脚,穿件睡衣,像个驼背一般肩上披着一条花格昵毯子。他用两根手指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弹着鼓点,另一只手握着一只碳素铅笔在一张乐谱纸上画圆点。”

萨克回忆说,“我想这是佩罗夫太太一生中唯一一个幸福的夜晚。我想,他俩,一个疯疯癫癫的音乐家,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在那天晚上找到了多少大诗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语言。”第二天,当萨克来到酒店时,发现巴赫曼在床边沉静又满足地望着佩罗夫太太,佩罗夫太太已经病危,萨克连忙叫来医生。回天无力,佩罗夫太太当天病逝,“幸福的表情到死一直挂在脸上。”

我们若追究巴赫曼未能及时送情人就医的话,我们就不是好读者。这并非纳博科夫所关心的,佩罗夫太太如果有原型,多半不会那样轻易死去。纳博科夫“见死不救”,这才有了一个完美的纳氏小说结局,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

巴赫曼原以为佩罗夫太太强壮如牛,她在他面前总有天使般的耐心和永无厌倦的热情。他完全想不到一次感冒就可以击溃她。当他意识到佩罗夫太太已经失去知觉时,才变得惊恐万分。他揪住医生的肩膀,又不顾疼痛地狂击自己额头,像只无头苍蝇那样来回乱窜。一张揉皱成团的乐谱纸寂寞地躺在床头柜上,那些紫色音符成了巴赫曼最终的灵感。在三年的相知相伴之后,巴赫曼永远地失去了他的知己,他的情人。纳博科夫没有刻意强调他们的男女私情,但这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这个故事中,知己之遇的重要性超过两性之遇的重要性,性的相遇和得到固然可贵,但绝非稀罕,稀罕的永远都是“高山流水”的相遇,所以纳博科夫选择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来定格。

令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是,事业如日中天的巴赫曼在佩罗夫太太落葬后就消失得踪迹全无。从此,全世界的舞台上就再也没有响起过巴赫曼的琴声,颓然退场的他再也不肯重返舞台。

这就是纳博科夫式的小说结局。

耐人寻味的是,在未曾认识佩罗夫太太的时候,巴赫曼尽管古里古怪,依然能够登台献艺,只不过他的不拘一格和不合常规的舞台焦躁都在传递着他内心的挣扎和对庸俗的蔑视。但在遇见佩罗夫太太之后,一切变得非同寻常。一湾绿水,万里青山,皆可流泻出美妙音符!他的艺术生命重获生机,如新柳吐绿。他非要看到第一排的她才感到安心。

文末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巴赫曼后来的销声匿迹并非愚不可及。文中的经纪人萨克数年后巧遇失魂落魄的巴赫曼时,坦然自若地选择了对后者的视若无睹。是啊,彼时的巴赫曼已经无法给萨克带来金钱收益了,虽然萨克可以向世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前摇钱树”客户的奇闻轶事,但异乡偶遇时他连寒暄几句的愿望都没有。

巴赫曼所放弃的一切,的确无足轻重。

那些掌声,那些名利,那些热闹。那些东西可以因其有物质好处而为经纪人所追逐,他们会培植出一个又一个的复制品和玩偶,廉价的眼泪可以被包装成高贵的珍珠,庸才可以被包装成天才。天才也可能被降格为庸才,并被打造成一枚又一枚的金币。但巴赫曼已经大彻大悟。他放弃演艺事业所为的那个女人,那个唯一的佩罗夫太太,才是他的精神财富,才是他的心安归处。青春不再的“跛脚圣母”,才是全然理解了他和他的艺术的人,正因为这份“懂得”,佩罗夫太太的倾心守护才成了巴赫曼在这世上所得到的最神圣最美好的东西。

巴赫曼至死都没有再回舞台,可谓用情极深,他已无可倾诉。

纳博科夫是文学界的狂人奇才,他的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也像他的长篇那样,情节跌宕起伏,细节生动传神,行文中隐隐流露出他对笔下人物的恻隐怜悯,他对艺术的执着也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巴赫曼就很符合纳博科夫喜爱的那一类小说主人公特征:行为怪僻、不近情理、痴迷。纳博科夫学识渊博,写起音乐来,也像个行家。小说中男女主角相遇那天的表演,纳博科夫如此描述:“巴赫曼演奏技巧无与伦比,善于调动和搭配各种声部的旋律,不和谐的音符经他一弹,也能给人旋律优美的奇妙印象。他演奏三重赋格曲时,主题表现得极有风度,尽情地戏弄逗玩,如猫戏鼠一般:假装要放它逃生,忽然露出一丝奸笑,朝琴键俯下身去,以饿虎扑食之势将它逮住。”纳博科夫一生都钟情于研究蝴蝶,因而他的小说创作也受到这一爱好的影响,他在大自然中陶醉于纯粹的无实用色彩的快感中,在躲避与捕捉中,他兴奋得像个孩童。那是深具艺术魅力的游戏,难以理解,却令人着迷。巴赫曼与音乐的共融共生,经纳博科夫显微镜般细腻的文字刻画而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同样,在讲述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恋中,纳博科夫也不动声色地将人类在精神探索领域的困境和结局揭示给我们看。他给我们的感觉很特别:悲伤,潜伏在遥远的地方,随时准备呼啸而来。而他,只不过轻轻挥起他的捕蝶网,寻找着下一只的入网之蝶,寻找着下一波的灵感涌动。

巴赫曼和他的情人,象征着艺术和觉醒。佩罗夫太太的死,象征着艺术家灵感的枯竭。这是符合人性探索规律的。探索人性是艺术家的本分,但这探索的过程如果为市场和实用原则所绑架,那么它给艺术家带来的痛苦焦灼就是必然的。艺术家只有挣脱了这份捆绑,才能听到心灵的泉音。巴赫曼从情人身上看到了精神镜像世界之外的自己,他听到了最真实的艺术召唤,从而完成了艺术家的使命,但又因此抛弃了全世界,那又怎样呢。

觉醒的一刻,虽有惨烈,亦有所得。

当世人为着一尊雕像赞美一个五百年前的雕刻家时,世人爱的,全是自己想象中的美与刚强,那位艺术家曾为这尊雕像流过怎样柔弱的泪,就只有他自己懂得。时间或许带不走艺术品的美丽,但时间一定留不住,留不住世间的相遇­——那些艺术品背后的故事。

像巴赫曼和佩罗夫太太这样的故事真的有过吗?世上真的有过这样离奇的故事吗?有一句中国的古诗,极尽浪漫地描绘了纳博科夫笔下的这场“罢演风波”:曾经沧海难为水。

——发表于2019年7月22日《侨报》“文学时代”

苇塘之殇:一座高尔夫球场消失前的社区记忆

作者:夏 晨

2025年11月9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揭开了渥太华又一个雪季的帷幕,也终结了卡湖高尔夫俱乐部2025年的球季。

大雪下了整整一天,二十厘米的积雪,把城市装扮成童话世界,也为球场披上了洁白的盛装。后院苇塘东侧的高尔夫球场上,昨天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发烧友在如茵的草坪上挥杆击球,今天却只剩下越野滑雪者掠过雪面的身影。毫无疑问,今年的高尔夫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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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水 – 2025秋 – 短文集

“恭喜”背后的喜债:人情社会的隐性契约

作者:笑言

在中国人的社交语境中,“恭喜”二字,从来不只是礼貌祝贺那么简单。它往往是一句带着潜台词的开场白,一旦你真有喜事,接踵而至的不是祝词,而是各种形式的“索取”——可能是你种的菜、写的书,或者一场胜利果实。这样的文化现象,乍一看似乎有“占便宜”的意味,仔细一想,却又牵扯出传统人情社会中深层的心理结构和文化逻辑。

一、“得喜须分”的潜规则

自家后院结了一串豆角、收了一筐西红柿、养的鸡下了蛋,邻居和朋友来了,毫不客气地说:“给我分点!不能小气哟!”

你刚刚出版了一本书,获得一个奖项,朋友们第一句说:“哇,恭喜啊!”紧接着,笑眯眯地来一句:“群里每人送一本签名的吧!”语气轻快得像是你欠了他一本。

打高尔夫的球友,辛苦斩获一场比赛冠军,或者破了个人最好成绩,祝贺声之后,就有人笑着说:“要请客噢!”似乎不请就是抠门,不请就对不起这份好成绩。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没有尴尬,没有犹豫,仿佛这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你不给,便违反了某种古老的约定,命运必将在未来的某一刻惩罚你。

二、“喜债”的来历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讲究人情世故与礼尚往来。“得喜须分”这一看似占便宜的行为,其实是人情逻辑的延伸。

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深植于费孝通所言的“差序格局”之中。在这一结构下,“得喜须分”绝非简单的占便宜,而是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简单说,就是人情关系有远有近,有轻有重。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揭示,传统农村的礼物交换存在“互惠期待”:表面上赠与的是一块猪肉、一坛酒,实则是在人情账簿上完成一笔“信用储蓄”。这种机制使“恭喜”往往暗含债权宣告,而“分喜”则成了债务履行。

这种习俗起源于物质匮乏,邻里之间的互助成为生存之道。谁家杀猪了,要给左邻右舍送点肉。谁家娶媳妇,整村都来喝喜酒,大有“一乡之人皆若狂”的气氛。这是分福,也是积德。

这种机制在生活困顿的年代保障了群体生存,却也使“恭喜”逐渐异化为一种“情感预支”:当甲说出“恭喜”时,乙已默认欠下一份“喜债”。即便在物质丰裕的今天,这种心理惯性仍通过“送书”、“请客”等行为延续,成为人情社会中的“软性货币”。

因此,“分享喜悦”不仅是一种情感传递,更是一种资源再分配的方式。“你有了好事,要拿出来分一点。你不分,那是‘独喜’,是要遭人嫉恨的。”

这种观念根植在集体主义的土壤中,代代传承,即便进入了现代都市生活,人们早已不缺一本书、一瓶酒,但这种“讨点喜气”的习惯依旧延续了下来,只是形式上更加世故,语言上更加肆无忌惮。

三、人情的温度与算计

不可否认,“得喜须分”这套习俗,在人情维系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它让喜悦不再是孤立事件。比如你文章获奖后请大家吃饭,大家在饭桌上夸奖、调侃、交流写作心得、互相调动情绪,那种热闹的氛围,其实是对成就的二次放大。

又比如,打了好成绩请客,不仅是对自己努力的一次回报,更是一种社交投入,增强了朋友圈之间的亲密感。俗话说“吃人嘴短”,有了这份人情,下次你状态不佳时,朋友或许会主动来安慰你。

但与此同时,这种习俗也存在诸多隐忧。

首先,它模糊了“祝贺”与“索取”的边界。当“恭喜”变成了“请客”的引子,当“点赞”变成了“蹭礼”的通行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可能沦为一种“交往算计”。人们不是单纯为你高兴,而是为“自己能得什么”而高兴。

其次,它容易造成“成功焦虑”。有的人因为害怕被索求,干脆低调行事,不敢宣扬喜讯。比如有人中了小奖不敢说,出书也不发朋友圈——不是不自豪,而是怕那句“签名书呢?”甚至在打高尔夫时,近距离推老鹰球也会刻意错失,嘴里还“哎哟”不断,演技不逊明星。总之,喜债难躲,怎么也得交点喜悦税。

更有甚者,在潜意识中,这种习俗可能助长一种“反向惩罚成功”的文化心理。就像《红楼梦》里贾母常说的:“好东西不能自己吃。”久而久之,大家对“个人成就”不再完全是欣赏,也隐含着某种心理平衡的需求。

四、分享与边界

当代“得喜须分”已剥离了古礼的仪式性,却保留了其功利内核。古人贺喜时执雁为礼(《士昏礼》),主家还席时按身份排座次,二者权利义务明确。而今人一句“请客吧”,便将千年礼制压缩成直白的索取,失去了礼尚往来中“礼”的缓冲层。

在信息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得喜消息”传播得更快,也让“得喜须分”的期待变得更普遍。然而,与此同时,个体边界意识也在加强,私人空间和资源被更清晰地划分。

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两种极端态度的碰撞:一边是传统思维,觉得“你乔迁了总要请一顿吧”。一边是现代意识,觉得“我的成就我做主,没义务请谁”。

这种碰撞往往制造误解,甚至伤感情。一个人若“违背”了习俗,不送书、不请客,轻则被笑话成小气,重则落得“吝啬、势利、忘本”的名声。

而另一些人,则在这场文化拉扯中进退两难。他们或许并不介意请客、送书,但不喜欢这种“必须如此”的氛围——那不是分享,而是“被要求的配合”。

海外华人一边背负着中国文化的行李箱,一边又试图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在工作单位遇到喜事,与同事们一句“Congratulations!”了事,大家都舒心。可在华人圈里,一声“恭喜”往往是故事的开始。“彩头”则不请自来。不是你请人,就是人请你,关系就复杂起来。更让人无奈的是,很多人心里分明更喜欢西方的处理方式,简单方便,而且毫无心理负担。但遇到同胞就无法简单,不得不陷入文化的拉扯。

五、让“恭喜”回到祝福本身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批判“得喜须分”是坏习俗。它源于人类社会对共同体的依赖,对喜悦的共鸣。问题不在于“分享”,而在于“强索”。

分享本应是出于自愿,而非被情理胁迫。我们要尊重个体的自主权,可以祝贺,但不应暗示别人必须付出。AA制其实已经深入人心,只是它不敌“恭喜”二字。

在我们自己“得喜”时,也可以主动表达边界,比如:“这次我先自个庆祝一下,下次咱们再好好聚。”这不是吝啬,而是对彼此关系的一种保护。

当然,如果你乐于请客送书,那也无可厚非。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请”与“不请”,而在“该不该”的压力。

中国文化之美,常在于热闹,也常困于分寸感。“得喜须分”这种文化逻辑,正如学者们所言,既维系了社会,又制造了负担。它让人情更加真实,但也可能让人情更加沉重。它让祝贺变得具体,也可能让成就变得疲惫。

我们始终在寻找一个黄金分割点,既要让喜悦如蒲公英四散,又避免自己沦为被啄食的丰收田野。或许真正的文明进阶,在于把“恭喜”还原成纯粹的祝福,而把“分享”留给真心的馈赠。

真正的智慧,或许不是慷慨地挥霍人情,而是懂得如何存储一些人情的货币。

渥水 – 2025冬 – 短文集

铲雪这碟小菜

作者:笑言


渥太华。狂风。暴雪。奇寒。

本来今冬暖和,迟迟没有下场像样的雪,就连习以为常的白色圣诞节都没有等到。我不是冰雪迷,不下雪刚好,偷懒少铲几次雪岂不美哉?谁知心下窃喜尚存,新年一过大雪就来了,而且来得声势浩大,铺天盖地。

城市的气候越来越极端,冷便刺骨、热便酷灼、雨便倾盆、风便掀屋,仿佛所有的天象都变得棱角分明。不过全球气候都在变坏,既然住惯了这里,那就随遇而安吧。

二十多年前初到加拿大的第一个圣诞前夜,天上缓缓飘着鹅毛大雪,雪花融在脸上痒酥酥的,让我满心欢喜。先跟孩子堆雪人,然后搭圣诞树和包礼物。第二天礼盒节的凌晨早早起床,不顾严寒,穿过雪地、穿过黎明前的黑暗,去“未来商店”排长长的队,抢购一年中价格最低的家用电器。对我而言,这个严肃的宗教节日,从来都是在欢乐的商业气氛中度过的。

这个世界变化快,“未来商店”给自己的未来开了个玩笑,没几年便经营不善,关张大吉了。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从前几代人才能经历的科技更新换代,什么都在日新月异,唯有漫天的飞雪始终是加拿大的标配。

俱往矣,不去讲购物的往事了,那些年抢购来的电器,都是昙花一现,如今连个残渣都不剩。倒是多年前买的那一台笨重的二手铲雪机,年年派得上用场。

推铲雪机很费劲,并不比手工铲雪轻松多少。它用旋转的叶片卷起地上的雪,从一个粗管子中扬飞出去,扬到车道两旁的雪堆上,所以叫它为扬雪机可能更贴切些,而英文直译则是吹雪机。雪堆垒到一定高度,手扬就比不过机器了。问题在于有时雪干,有时雪湿,并不是所有的雪机器都能扬,很多时候还得靠人力。

最糟糕的是,铲雪机的发动机很难点火。在零下二十度以下的气温中,别说用拉绳启动,就是电启动也千难万难。吭吭吭、噗噗噗、突突突,一阵震耳欲聋的乱响之后,它仍然还使着老爷车的性子。有这功夫,手铲也清完半个车道了。后来总算找到窍门,启动不那么费劲了。但是,遇到市政铲雪车封门的雪坝,铲雪机又不灵了,因为雪坝中有很多冻结的硬雪块。铲雪机虽然有很多档位可供选择,但遇到湿厚的雪只能用最慢的一档。用力向前推,前面的铲厢会高高翘起。这时候牛顿的万有引力也失灵了,无比沉重的铲雪机居然要越过雪块,冲上雪坡。又忽然间,机器还在转,扬雪口却不出雪了。一检查,原来卷轴的固定螺栓别不过雪块被扭断了。

曾希望铲雪机彻底坏掉,那样就可以直接雇用铲雪公司,省去自己动手。入冬前整条街约有一多半住户都插有铲雪公司的标志杆。其实从标志杆的多少,大致能看出社区住户的年龄段。最初搬到这条街上时,满街跑着三、四岁的小孩子,喧闹声整日不断,一家家都是年轻的父母,朝气蓬勃。那时可没几家用铲雪公司,只有很少几户插着铲雪标志杆,比如路口平房里住着的老人家以及转角处住着的非洲某国女外交官。

我这个铲雪机很是古灵精怪。自从我心中萌生出让它坏掉的想法,它就表现得格外出色。螺栓不再断了,也不冒黑烟了,启动也基本上一次成功,雪坝没它还真不好对付。其实我不用铲雪公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冬天不能去户外,有些零打碎敲的爱好,还需要在车库里鼓捣,所以车总是停在外面的车道上,这样显然会妨碍铲雪公司拖拉机的正常工作。

忙碌一天后,终于可以“下班”了。疫情后的居家办公模糊了上下班的界限,关闭单位电脑、起身活动一下,便算作下班仪式。

透过窗外,看着静静飘落的雪,我惬意地歪在沙发上,划手机、看视频、煮咖啡,享受片刻的闲适。可我心里清楚,雪停后,“小资”形象会立刻转变,挥锹铲雪的“蓝领”才是冬日的常态。

其实铲雪真的不算什么事,对于我这种懒得去健身房的人,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雪大的时候,不妨多出去几次,每次少铲点,都不用开机器。如果等雪完全停下来再去铲,遇到雪量大肯定要费老劲了。

不居住在这里,也许很难想象渥太华铲雪的完整场景。那可真是一场对体力、耐心乃至脾气的考验。

市政会根据天气预报提前发出通告,规定某个时间段街上不准停车。据说每年仅此项罚款就能让市政府的财政松一口气。

下雪就是这样,不知不觉间,城市便被白色覆盖了。市政的铲雪车还来不及光顾社区的小路,铲雪公司的小拖拉机也还没有出动,地面上悄悄积起了厚厚的雪。这时候居民出车最困难,稍不留神就会陷在雪辙里,车轮飞快地呜呜打着旋,不论什么名牌车,排气管一律喷出浓浓的黑烟,油门即使踩到底也还是开不出去。低矮的轿车成为大多数受害者,难怪加拿大人买车首选SUV。

轰隆隆的机器声渐渐响起,恍若千军万马呼啸而来,震得房屋轻轻颤抖。透过窗外,只见铲雪公司的五花八门小拖拉机纷纷出动,闪着灯,在街道间来回穿梭。驾驶员辨认出自家的标志杆,开始进进出出,仿佛街上一下子钻出来无数无厘头的土拨鼠,吵吵闹闹。推土机式的铲雪车动静最大,驾驶员把车开近车库门口,咣当一声放下铁铲,倒车将雪刮出车道,再铲起来倒在相邻两家之间的空地上。而扬雪式的拖拉机更为灵巧,跟我的小铲雪机原理相同,只是个头和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好吧,我穿戴整齐,套上防滑鞋套,也去铲雪。花上个把钟头,出一身臭汗,把车道清理得干干净净,回家暂且休息。

为什么说是暂且?因为市政的铲雪车还没来,重头戏还在后面。我们的街区比较隐秘,所以市政的铲雪车总是来得很晚,有时甚至要过了午夜。

我不耐烦地等待着。昏昏沉沉间,又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终于响起,巨大的市政铲雪车沿着街道来回各走一趟。铲雪车有两个大铲子,前面一个大的,把马路上的雪斜斜推到路边,而右侧那个小一点的铲子,天衣无缝地再把这些雪顺着各家门前的车道出口,准确无误地推成一道高高的雪坝,妥妥地封上门。安省人民不知抗议和咒骂过多少次,但多少年了,车声依旧,雪坝巍然。

铲雪坝比第一次铲雪更辛苦。很多冰雪凝结成的块垒被铲雪车沿着路边的雪堆切下来,推到了雪坝中。如果不及时铲走,太阳一照,表层融化后再冻起来就成了冰雪坝,还得动用镐头刨碎才铲得动。

再出一身臭汗,总算把雪坝清理干净。这恐怕还不算消停,因为市政的雪车也许第二天还会再来一次,给各家门口再筑一道坚硬的雪坝。加拿大本土最著名的汽配、工具和日用品大型连锁店,叫Canadian Tire,直译就是加拿大的轮胎店。有人利用英文单词的双义性,巧妙地修改成Canadian Tired,并配上一张铲雪后累倒在雪堆上的照片,意思是加拿大人累瘫了。

沿街望去,我总觉得我家的雪比别人家的多。先前以为是心理作用,后来才明白这不是错觉。房子大门的朝向和前院的宽窄,直接决定了铲雪工作量的大小。可惜这个秘密是我住进这所房子以后才发现的。从一个生活环境移居到另一个,确实有很多要向本地人学习的东西,生活就是课堂,经验就是财富。再买房子,我一定会挑选雪坝小的户型。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雪,战天斗地告一段落。吐槽完毕再细细思量,铲雪虽然辛苦,却也赋予了漫长冬季些许乐趣。每一场雪后,伴随着挥汗如雨,清理车道的同时,也清空了内心的杂念。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才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天里体会到生活的温度。

渥水 – 2024春 – 短文集

那年、那月、那雨、那风 ——重读《少年的磨难》

作者:李慧奇


我的书房里有很多的藏书、杂志、信件。如同一个个宝匣,密封着我昔日生活的芳华。
最近我整理书架,发现了恩师丁耶先生1992年送给我的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少年的磨难》,书中还夹着先生写给我的信。蓦然,尘封的记忆潮水般涌来。屈指一算,这本书出版已经31年了,世事沧桑,先生仙逝已经20多年了,可我和先生的情谊,却如陈酿的美酒,历久弥新。

 睹物思人。我的思绪又回到了49年前与先生相识的岁月,如寒冬里的暖阳,悠悠岁月里的笛音,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相识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我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丁耶先生是吉林省文联下放的大作家,本来两股道上跑的车,谁会想到生活的浪花把我们冲到同一块礁石上,我们的相识颇有些传奇色彩。
下乡前的我,因精神生活贫乏,不知天高地厚偷偷地迷恋上写作。临行前,有一位叔叔告诉我:你下乡的县里,有一位诗人丁耶,有机会可寻找一下。就这样,我知道了诗人丁耶的名字。
下乡后沉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我筋骨酸痛,早已把寻找诗人丁耶的事拋到九霄云外了,况且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农民永远没有星期天,只有在下雨天,我们不出工,我才能写点东西,然后跑到公社邮局寄到梨树县文化馆文艺创编室。但是我不敢奢望文化馆的老师给我回信,我只是想给自己的枯燥生活增添一点色彩。

没有想到几天以后,我真收到了回信,大喜过望。信是毛笔写的,落款是黄滁。那一刻,我有找到“组织”的兴奋,仿佛身在黑暗的隧道里,前方亮起了一束光。

从此我写得更勤了,当然黄老师回信也更勤了。终于有一天,我搭了一辆拉石头的马车去县城,见到了黄老师,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很健谈。我把“作业”交给他。他谈起对我习作的印象。话语中透露出睿智与慈祥。忽然黄老师话锋一转,他批评我文风不正,说套话、假话。当时我很惊讶,许久没有听到这振聋发聩的话语了。那天黄老师谈得很尽兴,也许他在一个幼稚、单纯的青年人面前,无拘无束地谈创作也是一种幸福吧?

看到黄老师谈笑风生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那位叔叔告诉我“寻找丁耶诗人”的话语,就问他:黄老师,您认识丁耶诗人吗?他突然间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受冲击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感觉气氛不对头,就赶紧告辞了。他一直把我送到楼下,叮嘱我:“不能懒惰,不带习作就不要看我来。”

阳光下,他卷着裤脚,俨然一个乡下老农打扮,一脸的皱纹和沧桑。那年,他52岁。
第二年的夏季,我参加了县里的文化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黄老师来到我们组,他像小孩子一样高兴,笑话不断。我忍不住地问身旁的郭老师:你认识丁耶老师吗?郭老师哈哈大笑,指着黄老师大喊一声:就是他!

那天,黄老师站在地中间,像站在舞台一样,朗诵起他四十年代的成名作《外祖父的天下》,眼睛发光,挥舞着拳头,我们为他鼓掌。他又“隆重”把我推出来:我和你们讲过,有一个女孩子文笔清新,特别讲究辞藻的华丽,每次来信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散文,就是她!接着黄老师又说:假如一个年轻人病怏怏的,你给他一个劲地穿新衣服,有用吗?他还不是个病人吗?反过来,一个健壮的小伙子,衣服穿得旧点又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先生在委婉地告诫我,初学写作,一定要甩掉学生腔,带着泥土的芳香,笔下的人物才会鲜活起来。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让我开窍。另外,这次开会,我了解到了黄老师的前世与今生。

1935年,13岁的他就离开辽宁岫岩老家流亡。事情起因于他路见不平,打了欺辱中国女孩的日本孩子武夫太郎。他先逃到北平读中学,“七七”事变后,又流亡到湖南、广西,最后落脚到四川。1940年,开始在重庆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家》,丁耶是他18岁发表作品时的笔名。期间他曾得到著名作家碧野、杨晦、冯雪峰等人的扶持。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因思想进步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后在南京地下党的保护下,奔赴华北解放区寻找诗人艾青。新中国成立的时候,27岁的他已经是7本诗集在身的大诗人了,1955年就是中国作协会员,1956年调入吉林省文联筹建中国作协吉林分会,1957年反“右”运动,先生就跌入了万丈深渊,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听说他是作协(作鞋)的,乡下干部脑袋一热,就说那你会修鞋吧,就让他给贫下中农修鞋,他还真当了修鞋匠。

天哪,原来不厌其烦地教诲我的黄老师,就是我苦苦寻求的丁耶先生啊!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可惜先生此时不在灯火阑珊处,却是在寒夜里寂寞地发着光,他的光照耀着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

可惜好景不长,六个月以后,先生被调到县化肥厂去了。因为他在文化工作会议上表现得“忘形”,放“毒”腐蚀知识青年。有人反映必须把他调离文化馆。

后来,我到县化肥厂看过他,他正在食堂卖饭票。他对我说他从1957年就开始写长篇叙事诗《鸭绿江上的木帮》,由于文革抄家,手稿都没了。他现在又开始写了,可他的妻子精神不好,犯病的时候就撕他写的东西,好的时候又给他粘好。妻子是因他被打成右派气疯的。我听说先生的家是很糟心的,大儿子在工厂里,被机器“吞”去了一只手,二儿子在学校里读书当班长,因父亲的问题,被“罢官”批判,得了癫痫病。家里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儿,天真无邪。那天,先生在食堂请我吃了一顿饭,高粱米饭,外加一盘炒豆芽。

再后来见到先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到县里考试,和先生见了一面,他得知我参加高考非常高兴。1979年我在大学校园里收到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终于结束了20年的劳动改造,回到省作协任专业作家了。

先生告别了苦难,迎来了创作的春天。平反后,57岁的他跑到诗人艾青的家里,两位阔别35年的老友再度相逢畅谈。他对艾青说,电是在水位最大落差中产生的,而诗也是在生活最大落差中产生。这话艾青也认同,他最好的诗是在上海龙华监狱和文革前后的“牛棚”中产生的。先生说自己是江湖人,他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是走出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先生20年的积蓄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0年间他写了100万字散文、随笔,广东的《花城》《随笔》和四川的《龙门阵》是他的阵地,海外也时常转载他的文章。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随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他被中国作协列入“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名册,他很多的作品被选入《四十年代诗选》及《新文学大系》和《抗日诗选》等选集中。

这时候先生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少年的磨难》,记录了他在日伪统治时期,因路见不平,打了日本孩子被迫离家出走,流亡生活让他由一个单纯的少年成长为青年作家,最后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传奇经历。

今天,我又重读先生的小说,倍感亲切。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的小说对今天的青少年的成长,不失为一本好书。文字是不朽的,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淹没光芒。先生的文学成就和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我感觉和他少年时期的磨难是分不开的。少年的磨难,不啻为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先生正是少年时期喝下了磨难这杯酒,才能壮胆走天涯,没有趟不过去的大江大河。即使在人生的低谷时代,也没有泯灭希望的火焰,他的心里仍然吟唱着春天的诗篇。

那年、那月、那风、那雨,洗刷了岁月这本大书,虽然让它满目疮痍,但是荆棘中倔强地绽出新绿。让我领悟到了在寒冷的冬天,我们拥抱雪花的时候,似乎已经咀嚼出早春的味道了。

加拿大四季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