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里有很多的藏书、杂志、信件。如同一个个宝匣，密封着我昔日生活的芳华。
最近我整理书架，发现了恩师丁耶先生1992年送给我的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少年的磨难》，书中还夹着先生写给我的信。蓦然，尘封的记忆潮水般涌来。屈指一算，这本书出版已经31年了，世事沧桑，先生仙逝已经20多年了，可我和先生的情谊，却如陈酿的美酒，历久弥新。
睹物思人。我的思绪又回到了49年前与先生相识的岁月，如寒冬里的暖阳，悠悠岁月里的笛音，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相识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我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丁耶先生是吉林省文联下放的大作家，本来两股道上跑的车，谁会想到生活的浪花把我们冲到同一块礁石上，我们的相识颇有些传奇色彩。
下乡前的我，因精神生活贫乏，不知天高地厚偷偷地迷恋上写作。临行前，有一位叔叔告诉我：你下乡的县里，有一位诗人丁耶，有机会可寻找一下。就这样，我知道了诗人丁耶的名字。
下乡后沉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我筋骨酸痛，早已把寻找诗人丁耶的事拋到九霄云外了，况且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农民永远没有星期天，只有在下雨天，我们不出工，我才能写点东西，然后跑到公社邮局寄到梨树县文化馆文艺创编室。但是我不敢奢望文化馆的老师给我回信，我只是想给自己的枯燥生活增添一点色彩。
没有想到几天以后，我真收到了回信，大喜过望。信是毛笔写的，落款是黄滁。那一刻，我有找到“组织”的兴奋，仿佛身在黑暗的隧道里，前方亮起了一束光。
从此我写得更勤了，当然黄老师回信也更勤了。终于有一天，我搭了一辆拉石头的马车去县城，见到了黄老师，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很健谈。我把“作业”交给他。他谈起对我习作的印象。话语中透露出睿智与慈祥。忽然黄老师话锋一转，他批评我文风不正，说套话、假话。当时我很惊讶，许久没有听到这振聋发聩的话语了。那天黄老师谈得很尽兴，也许他在一个幼稚、单纯的青年人面前，无拘无束地谈创作也是一种幸福吧？
看到黄老师谈笑风生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那位叔叔告诉我“寻找丁耶诗人”的话语，就问他：黄老师，您认识丁耶诗人吗？他突然间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受冲击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感觉气氛不对头，就赶紧告辞了。他一直把我送到楼下，叮嘱我：“不能懒惰，不带习作就不要看我来。”
阳光下，他卷着裤脚，俨然一个乡下老农打扮，一脸的皱纹和沧桑。那年，他52岁。
第二年的夏季，我参加了县里的文化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黄老师来到我们组，他像小孩子一样高兴，笑话不断。我忍不住地问身旁的郭老师：你认识丁耶老师吗？郭老师哈哈大笑，指着黄老师大喊一声：就是他！
那天，黄老师站在地中间，像站在舞台一样，朗诵起他四十年代的成名作《外祖父的天下》，眼睛发光，挥舞着拳头，我们为他鼓掌。他又“隆重”把我推出来：我和你们讲过，有一个女孩子文笔清新，特别讲究辞藻的华丽，每次来信稍加整理就是一篇散文，就是她！接着黄老师又说：假如一个年轻人病怏怏的，你给他一个劲地穿新衣服，有用吗？他还不是个病人吗？反过来，一个健壮的小伙子，衣服穿得旧点又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先生在委婉地告诫我，初学写作，一定要甩掉学生腔，带着泥土的芳香，笔下的人物才会鲜活起来。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让我开窍。另外，这次开会，我了解到了黄老师的前世与今生。
1935年，13岁的他就离开辽宁岫岩老家流亡。事情起因于他路见不平，打了欺辱中国女孩的日本孩子武夫太郎。他先逃到北平读中学，“七七”事变后，又流亡到湖南、广西，最后落脚到四川。1940年，开始在重庆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家》，丁耶是他18岁发表作品时的笔名。期间他曾得到著名作家碧野、杨晦、冯雪峰等人的扶持。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因思想进步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后在南京地下党的保护下，奔赴华北解放区寻找诗人艾青。新中国成立的时候，27岁的他已经是7本诗集在身的大诗人了，1955年就是中国作协会员，1956年调入吉林省文联筹建中国作协吉林分会，1957年反“右”运动，先生就跌入了万丈深渊，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听说他是作协（作鞋）的，乡下干部脑袋一热，就说那你会修鞋吧，就让他给贫下中农修鞋，他还真当了修鞋匠。
天哪，原来不厌其烦地教诲我的黄老师，就是我苦苦寻求的丁耶先生啊！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可惜先生此时不在灯火阑珊处，却是在寒夜里寂寞地发着光，他的光照耀着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
可惜好景不长，六个月以后，先生被调到县化肥厂去了。因为他在文化工作会议上表现得“忘形”，放“毒”腐蚀知识青年。有人反映必须把他调离文化馆。
后来，我到县化肥厂看过他，他正在食堂卖饭票。他对我说他从1957年就开始写长篇叙事诗《鸭绿江上的木帮》，由于文革抄家，手稿都没了。他现在又开始写了，可他的妻子精神不好，犯病的时候就撕他写的东西，好的时候又给他粘好。妻子是因他被打成右派气疯的。我听说先生的家是很糟心的，大儿子在工厂里，被机器“吞”去了一只手，二儿子在学校里读书当班长，因父亲的问题，被“罢官”批判，得了癫痫病。家里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儿，天真无邪。那天，先生在食堂请我吃了一顿饭，高粱米饭，外加一盘炒豆芽。
再后来见到先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到县里考试，和先生见了一面，他得知我参加高考非常高兴。1979年我在大学校园里收到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终于结束了20年的劳动改造，回到省作协任专业作家了。
先生告别了苦难，迎来了创作的春天。平反后，57岁的他跑到诗人艾青的家里，两位阔别35年的老友再度相逢畅谈。他对艾青说，电是在水位最大落差中产生的，而诗也是在生活最大落差中产生。这话艾青也认同，他最好的诗是在上海龙华监狱和文革前后的“牛棚”中产生的。先生说自己是江湖人，他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是走出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先生20年的积蓄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0年间他写了100万字散文、随笔，广东的《花城》《随笔》和四川的《龙门阵》是他的阵地，海外也时常转载他的文章。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随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他被中国作协列入“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名册，他很多的作品被选入《四十年代诗选》及《新文学大系》和《抗日诗选》等选集中。
这时候先生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少年的磨难》，记录了他在日伪统治时期，因路见不平，打了日本孩子被迫离家出走，流亡生活让他由一个单纯的少年成长为青年作家，最后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传奇经历。
今天，我又重读先生的小说，倍感亲切。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的小说对今天的青少年的成长，不失为一本好书。文字是不朽的，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淹没光芒。先生的文学成就和人生价值观的形成，我感觉和他少年时期的磨难是分不开的。少年的磨难，不啻为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先生正是少年时期喝下了磨难这杯酒，才能壮胆走天涯，没有趟不过去的大江大河。即使在人生的低谷时代，也没有泯灭希望的火焰，他的心里仍然吟唱着春天的诗篇。
那年、那月、那风、那雨，洗刷了岁月这本大书，虽然让它满目疮痍，但是荆棘中倔强地绽出新绿。让我领悟到了在寒冷的冬天，我们拥抱雪花的时候，似乎已经咀嚼出早春的味道了。